韦迪用YOYO的方式测了全体俱乐部的智商，他抛出的“国奥要不要打中超”这个命题，引领建言者完成了数趟折返跑。

    当他宣布“国奥不打中超了”时，那些跑得接不上气来的“选手”一定咬牙切齿：毛驴一定拿韦迪的脑袋当鼓了。

    韦迪一定会心平气和地告诉你：“我的脑袋不是鼓。”一如其回应他的“脑袋被驴踢了”的“谣言”时：“我的脑袋没被驴踢。”

    这么完整地复述了一遍“谣言”，中间加个“不”字，构造出这么工整的一个回帖，淡定得人牙根痒痒。达到这个境界的另一人是韩寒，他在《回答“爱国者”的11问题》中说：“外国人没强奸我妈。”

    我不知道该不该赞成韦迪关于国奥打不打中超的决定——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——但我捍卫韦迪说话的方式。

    作为中国曝光率最高的厅局级官员，韦迪在与媒体打交道上的耐心、透明，在他这一级行政序列中算得上翘楚。不管大报小报，哪怕是实习生，他都能谈上个把个小时，对于《人民日报》和其子报《京华时报》，也不区别对待。

    谈得对错不管，在目前舆论环境下，态度是第一位的。新密市安监局局长王瑞林被十问十不知，3天之后，官帽被撸，这官帽连着肉，可比驴踢脑袋疼。

    发言逻辑背后，是行事的逻辑。韦迪朝令夕改，看似无逻辑的背后，实际上是符合国情的中国式逻辑。摆在韦迪面前的振兴足球的命题，与民族复兴的大命题，从某种角度说是一致的，就是改革到了一定程度，不是改不改和怎样改的问题，而是改革的方向在哪里。

    “如果你在场上不知道球该往哪里踢，那你就往对手球门里踢。”中国足球职业化的第一代改革家施拉普纳这样说。同样，不知道该往哪走，就先抛出一个“韦十条”测测风向，然后后续动作才能启动。

    韦迪投掷出的“韦十条”，引发了全国足球人口的一场“头脑风暴”，集体查漏补缺，在“纬十条”的母板上编上“经十条”，就是一个完整的筐，就是一个新的模式。

    当然，这也需要韦迪的政治勇气，他在抛出那半只筐时就说不是成品，还要随时补充、随时修正，这打破了领袖都是预言家的神话，不是谁都能编排一个完美的程序，然后照做就行，否则为什么还要摸着石头过河和与时俱进？诸葛亮的三个锦囊，也只看了三步。

    同样，想与韦迪“商榷”的各路专家也不宜一听到“举国体制”就条件反射般摇头，否则，这个逻辑和思辨也太简单了。在经实践检验之前，谁也无权说自己抓住了真理，抓住的很可能只是偷偷伸过来的驴蹄。

    在中国所有的竞技项目中，足球是在职业化道路上走得最远的，在“首先感谢国家”的大前提下，任何先感谢朱骏的小前提，甚至是有违体育总局精神的。目前看来，中国足球根本不可能做到彻底地去举国化，为举国制和职业化找一个比阿凡达的灵与肉媾和得更完美的形式，是更现实的做法和出路。

    从一个敢放言、敢放行的改革者的角度，不如先谢韦迪。